薛瑄介绍和薛瑄诗词大全

薛瑄

薛瑄(1389年8月20日—1464年7月19日),字德温,号敬轩。河津(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)人。明代著名思想家、理学家、文学家,河东学派的创始人,世称“薛河东”。薛瑄继曹端之后,在北方开创了“河东之学”,门徒遍及山西、河南、关陇一带,蔚为大宗。其学传至明中期,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“关中之学”,其势“几与阳明中分其感”。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,称之为“明初理学之冠”,“开明代道学之基”。高攀龙认为,有明一代,学脉有二: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,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。。其著作集有《薛文清公全集》四十六卷。▶ 850篇诗文
主要成就

  思想成就

  ●理学大师

  薛瑄是明代有名的理学大师。永乐年间,青年时期的薛瑄便在元末著名学者徐怀玉、魏希文、王素亨等人的指导下,专心攻读宋明理学,颇有造诣。从政以后,他更是勤学不辍,一有空闲,便亲自抄录《性理大全》一书(明成祖命胡广编著),认真读诵,经常深夜才眠;尤其是冬天的夜晚,他不顾寒冷,仍然燃烛苦读。他在读书中,如有心得体会,便立即记载下来,后来记得多了,便集成《读书录》和《读书续录》,两书共23卷,后成为薛瑄在理学方面的重要论著。

  薛瑄推崇程朱理学,在思想上总的是同程朱理学一脉相承的,但又并非程朱理学的简单延续,而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程朱理学。难能可贵的是,他在“理无穷,故圣人立言亦无穷”的思想指导下,弃旧图新,提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观点,对明中叶兴起的理学唯物主义思潮起到了首倡和先导作用。首先,他批判和改造了朱熹“理在气先”和“理、气决是二物”的唯心主义理气观,明确提出了“理在气中,以气为本”的新观点。他反复强调:“理只在气中,决不可分先后。”(见《读书录》)“理与气一时俱有,不可分先后;若无气,理定无止泊处。”同时,明确指出“理气决是二物”的说法是错误的,他说:“理与气无间亦无息。”“理气浑然而无间,若截理气为二则非矣。”(以上均见《读书续录》)他坚持气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体的观点,他说:“天地间只一气。”“天地万物皆气聚而成形。”(均见《读书录》)以上这些论述都是非常正确,应该充分肯定的。

  ●创立实学

  其次,薛瑄一贯倡导求实理、务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,他不但明确提出了“实学”的概念,而且赋予了丰富的内涵。他说:“人于‘实’之一字,当念念不忘,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,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,斯有进德之地。”又说:“为学不在多言,亦顾务行如何耳!”他在强调行的重要性的同时,也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,如说:“知理而行者,如白昼观路分明而行,自无差错;不知理而行者,如昏夜无所见而冥行,虽或偶有与路适合者,终未免有差也。”(以上均见《读书录》)由于薛瑄力倡“实学”,并一生躬行实践,所以他的学说被时人称为“笃实践履之学”,他本人被誉为“实践之儒”。

  再次,“复性”说在薛瑄理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。薛瑄的“复性”说,虽积极维护程朱的“道统”观念,本质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,但其中也不乏唯物主义观点。如就“性”的本源来说,朱熹认为“性”是天赋,来自先天;而薛瑄则认为“性”是“理”,主要形成于后天。在对“复性”的具体解释上,朱熹指出,“复性”就是要恢复人的本然之善的天性;薛瑄却不然,他说“复性”就是要按理视、听、言、动。不难看出,薛瑄的“复性”说,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朱熹“复性”说的修正和完善。

  ●后世影响

  薛瑄的学说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较大。他通过长期聚徒讲学,按照自己的思想体系,培养造就了大量学者,创立了著称于史的河东学派。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,河东学派不断壮大,薛瑄弟子遍及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湖北等地,他们在弘扬薛瑄思想学说和发展程朱理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  薛瑄继曹端之后,在北方开创了“河东之学”,门徒遍及山西、河南、关陇一带,蔚为大宗。其学传至明中期,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“关中之学”,其势“几与阳明中分其感”。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,称之为“明初理学之冠”,“开明代道学之基”。高攀龙认为,有明一代,学脉有二: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,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。可见其影响之大。

  文学成就

  薛瑄是有素养的作家和诗人。他的文学作品有散文、杂文等260余篇,诗歌1570首,成就颇大。对于诗文写作,他曾讲道:“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,昔人所谓出肺腑者是也。故凡作诗文,皆以真情为主。”(见《读书录》)这就是说,凡是发自肺腑的、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,才能算得上是好作品。在写作方法上,他主张要条理明白,要注重修辞,把文章写得言简意赅;他还强调,有了高深的涵养,高尚的道德情操,才能写出好的文章。这些见解,无疑都是正确的、高明的。

  薛瑄的散文、杂文大体可分为游记、随感、对友人题赠以及寓言故事等。在写作上大都结构严整,行文流畅,格调清新,寓意深刻。如《游龙门记》叙述简洁明快,写景绘声绘色,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,被称为明代散文佳作,上世纪60年代曾被选入中学课本。《退思亭记》《车窗记》都是触景(物)生情,有感而发,在揭露贪污受贿、败坏法纪等劣行的同时,不忘奉劝世人和勉励自己勤廉从政、慎言慎行,说理充分,令人心悦诚服。

  薛瑄很爱写诗,凡行旅、登临、居住、怀古、读书、会友、赠别等,多有诗歌问世。对薛瑄的诗,清人纪晓岚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给予了很高评价,曾称:“大致冲淡高秀,吐言天授,往往有陶(陶渊明)韦(韦应物)之风。盖有德有言,瑄足当之。”薛诗中不乏名篇、警句,如“天连巫峡常多雨,江过浔阳始上潮。”(《沅州杂诗》)、“庶官务割剥,不念远人穷。”(《有感》)、“夜深风雪响侵门,绣被熏来睡正温;忽念中林有樵者,独惭余暖未能分。”(《泸溪冬夜》)、“宦情似水年来淡,乡思如旌日自悬。”、“彤闱紫阁如天上,依旧清汾数顷田。”(见《舟中赋》)。薛瑄的诗意境优美,形象生动,爱民之心,辞官之愿,跃然纸上,备受赞赏。

参考资料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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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生平

  儒学世家

  薛瑄生于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十日(1389年8月20日),出身教育世家。祖父薛仲义精通经史,因时值元末战乱,不愿应考做官,大半生均在家乡教书。父亲薛贞于洪武十七年(1384年)中举后,历任河北元氏、河南荥阳、河北玉田、河南鄢陵等县的儒学教谕达三十余年。

  薛瑄因有良好的求学环境,再加上生性聪颖,在六、七岁时便能对《小学》、四书熟习背诵,十一、二岁就会写诗作赋。

  永乐元年(1403年),薛瑄的父亲在任荥阳县教谕时,河南布政司参政陈宗问前来巡视,在船上偶有感触,随口吟出“绿水无忧风皱面”,但一时想不出对句,便求教于在场官吏,结果无一人能够对得上来。父亲回家将此事告诉薛瑄,他稍加思索便道出“青山不老雪白头”。陈宗问得知后,颇感惊奇,便亲临学舍看望,还索阅了他平时的诗作,称他才学出众,长大一定能成大器。

  永乐十七年(1419年),薛瑄的父亲改任鄢陵县教谕。年近三十岁的他仍然随父亲求学。不过这时他已将主要精力用于研读程朱理学,并泛及子史百家、天文地理等,而对科举的学问并不感兴趣。但事有蹊跷,按照当时规定,凡教谕所在县长期无人能考上举人、贡生时,就要将其充发到边远地区服役。出于无奈,薛瑄只得听从父命,于次年八月参加了河南全省乡试,考中了庚子头名解元;翌年,又赴京师参加了全国会试,登甲榜赐进士及第。从此便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。

  为政有声

  薛瑄从宣德三年(1428年)开始,到天顺元年(1457年),陆续居官二十四年,大多执掌法纪,如监察御史、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。期间他严于律己,勤廉从政,刚直不阿,执法如山,被誉为“光明俊伟”的清官。

  宣德三年(1428年),明宣宗拟重整风纪,在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的举荐下,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,并监湖广银场。湖广银场即沅州银场,辖湘西十余县二十多处银矿,有民夫五十余万人。这里多年管理混乱,贪污成风,亟待整治。薛瑄初上任时,深知肩负责任重大,便以唐诗“此乡多宝玉,切莫厌清贫”自警。他轮流驻于沅州、辰溪和泸溪等处,往复巡视,明察暗访,承办要案,特别是对贪污受贿者都一一上报革除官职,依法严惩。从而使府县及银场秩序井然,民众夸赞不已。他在任三年,未回过一次家。离任时两袖清风,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:“莫言白笔(代称自己)南征久,赢得归囊一物空”。

  不屈王振

  正统六年(1441年),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,参与刑狱案件审理。此时,身为司礼太监、把持朝政的王振,为了达到结党营私、培植亲信的目的,很快便派人向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,但都被薛瑄托辞谢绝。朝中重臣杨士奇等见薛瑄性情耿直,恐被王振怪罪,都屡次劝他前往王府道谢。而他却正色回答道:“安有受爵公朝,谢恩私室之理?吾不为耶!”不仅如此,群臣到东阁议事,公卿们见了王振都行跪拜礼,而唯有薛瑄行拱手礼,从此王振对他就更怀恨在心了。 

  薛瑄上任后尽心尽职,昭冤平反,仅四个多月就办完了在锦衣卫发生的10多起冤狱案。事有凑巧,薛瑄办案期间,当时锦衣卫有个已去世二年的军官的小老婆美貌风流,与王振之侄、锦衣卫行事校尉王山私通,两人想马上成亲,但军官的大老婆贺氏以三年守孝期未满为由,从中阻拦。结果引起两人不满。王山便唆使那军官的小老婆状告贺氏,说她用妖术闷死了自己的丈夫。于是由锦衣卫将贺氏扣押立案,由都察院御史狱审讯判成死罪。薛瑄发现其中有冤,多次要求经办此案的监察御史复查平反,但那些人都因害怕得罪王振而借故推诿,只好又转交刑部议处。待刑部查清确属冤案后,薛瑄便愤然对诸监察御史以渎职枉法进行了弹劾。这样一来,便引起了锦衣卫指挥马顺和都察院都御史王文的强烈不满,二人立即向王振大进谗言,王振听后大怒,便令谏官弹劾薛瑄,以对当今朝廷不满为由,定为死罪,下于锦衣卫狱中。薛瑄入狱后,许多人纷纷前往看望,但只见他泰然自若,仍手捧《周易》在专心致志地诵读。通政史李锡知道后赞叹说:“真铁汉也!”午门会审时,由王文主审提问,薛瑄当即义正词严地斥责他说:“你身为御史长官,自当迥避,安能问我!”羞得王文无言答对。薛瑄蒙冤,震动朝野,就连王振的老仆人也为之痛哭不已。王振见众怒难犯,只好作出退让。后经兵部尚书王伟等上抗疏申救,才免了薛瑄死罪,将他削官为民,放回故里。时过七年,也就是正统十四年(1449年),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。

  为民请命

  薛瑄为官不但清廉律己,而且勤政爱民。他诚恳地指出:“为政以爱人为本。”“做官者,虽愚夫愚妇,皆当敬以临之,不可忽也。”“爱民而民不亲者,皆爱之不至也。”(见《读书录》)他深刻阐明了爱民、养民;让民众富庶起来的重要性。他说:“财出于民,费用广则财不足;财不足则赋敛重,赋敛重则民穷;民穷则力竭,力竭则本摇矣。”(见《从政名言》)正是在这种爱民思想的支配下,薛瑄做官期间不断地为民请命,为民伸冤,动人事迹广为流传。

  景泰元年(1450年),复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,协助巡抚佥都御史李匡平息川西苗彝作乱。期间,他亲自到各处察看民情,发现当地贪官割剥、横征暴敛,致使百姓生活困苦,冤抑难申,作乱主要由此引起。于是,他在作乱平息之后,便立即向朝廷奏本说:“番川远夷,但当羁縻之,不宜责以贡赋。”他列举事实说明苗彝等少数民族地区民力已竭,财力已尽,只有减少贡赋,才可不生变故。但朝廷对这一建议不置可否。一气之下,他便向朝廷提出了辞官还乡的请求。

  景泰四年(1453年),全国发生大饥荒。苏州、松江一带民众纷纷向富户借粮。但富户们乘人之危,大抬粮价,囤积居奇,吝而不借。为此激起民怨,便发生了民众群起抢富户粮食、烧富户房子的事件。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处,王为了表功,一下便查抄平民五百余户,捕得两百余人,并以谋反罪将其全部解京,奏请一齐问斩。不少大臣都认为这是一宗大冤案,但慑于王文权势却不敢提出异议,只有薛瑄向朝廷奏章辨冤。王文怒对别人说:“此老倔强犹昔!”但薛瑄却庄重地表白道:“辨冤获咎,死何憾焉!”最后经都察院官吏勘实,只严惩了为首者三四人。

  入阁回乡

  天顺元年(1457年)春,年已六十九岁的薛瑄得到了朝廷的重用,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,入内阁参与机务。起初,他还踌躇满志地想为朝廷效力,每逢朝廷召见,都能坦诚直言,献计献策,屡次就行王道、重贤才、用群策等,陈述了自己的主张。但不久他便发现英宗皇帝平庸无能,对朝臣乱政束手无策,置正确意见于不顾,屈杀忠臣于谦,并令从南国购买狮子,玩物丧志。从此,他对振兴朝政已毫无信心,想到还是“见几而作”,致仕还乡为好。于是便以老病为由接连上章,获得允准后,第四天便离开京师,踏上归程。这时,他高兴地说:“我所推崇的道学思想可以顺利地弘扬了!”

  薛瑄在致仕还乡以后的日子里,一面聚众讲学,一面进一步深钻细研正心复性理论,并进行更加严格的自我修养,使之达到了更高的境界。

  安然逝世

  天顺八年(1464年)六月十五日(7月19日),薛瑄忽觉身体不适,遂将所写文稿作了一番整理,之后伏案写诗道:“土炕羊褥纸屏风,睡觉东窗日影红。七十六年无一事,此心唯觉性天通。”通字尚未写完,薛瑄便与世长辞,时年七十六岁。薛瑄逝世后,朝廷遣使谕祭,并命有司为其办理丧事。次年春又颁下《奉天诰命》,根据薛瑄生前的功绩,赠他为资善大夫、礼部尚书,谥号“文清”。

  成化元年(1465年),监丞李绅首请薛瑄从祀孔庙,其后请求薛瑄从祀孔庙的人也不少,但刘定之认为薛瑄虽为一代名臣,但他尚未达到从祀资格。

  隆庆五年(1571年)九月,朝廷降旨准予薛瑄从祀孔庙,称其为“先儒薛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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